2026-10-20

9200

新生报到的第二天，我来到经管楼203教室，看到教务处的老周在讲台上放签到表。当他数完座位上的学生人数时，明显停顿了一下，结果只看到了32个学生，而我们今年招了60名新生。老周沉默了一会儿，将签到表重重拍在桌上，然后对我说：“小陈，你先上，我去开个会议。”他的脚步很快，穿着的皮鞋在走廊的水磨石地面上发出清脆的声响，随即便消失在远方。

我走上讲台，开始展示课件，开场的第一张PPT写着“欢迎来到大学”。但我并没有在这行字上停留，而是迅速翻到了下一页。32张年轻的面孔抬起头来，流露出在大学新环境中的怯懦与期待，这让我想起三年前第一次面对学生的情景。其实，那个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座位原本是为一个未能报到的学生保留，我们系今年缺席的新生有28人。

我叫陈远舟，今年33岁，来自鄂西。2021年从武汉一所985高校获得博士学位，当时收到了三份工作邀请：一家位于沿海地区的民办本科，年薪25万，加上15万的安家费，但没有正式编制；另一所职业本科急需教师，承诺两份编制，需带学生企业实习，每年四个月在工厂；最后一个选择就是我现在任职的荆河学院，位于鄂西的公立本科，年薪14万，20万安家费，配有一套60平米的过渡房，有编制。我选择了荆河学院，理由简洁明了：公立、有编制、离家近。我的导师在帮我签字时曾说过：“去吧，公办的，稳。”我和我的父母都非常信任他的判断。签字那天，下着细雨，我妈妈在电话中说：“这下好了，终于端上了铁饭碗。”

报到率公布的那天下午，系里召开了一次会议。副院长老方打开投影，用数据逐一分析。首先是经管系的招生情况：招生60人，报到32人，报到率为53%。其他系也相继被提及，数学系40个名额中报到18人，中文系50个名额中报到31人，学校整体报到率仅为67%，而去年这一数字高达92%。会议室内一片静默，年轻教师小声提到“今年的高考人数变化……”，老方立刻制止了他，表示“别把高考人数当借口，隔壁学校同样条件，他们的报到率高达89%，这反映出我们学校的吸引力不足。”

老方是一位务实的领导，五十岁出头，已经有了一半白发。他之前在沿海一所应用型本科任职副院长，三年前调到这里。到任以来，他推进了多项改革，比如剔除就业率连续两年低于70%的专业，跟几家地方制造企业建立了实习合作关系，以及新开设养老服务管理和跨境电商两个方向。过去一届养老专业的九名毕业生全部成功就业，起薪达到4500元，这在鄂西算是不错的待遇。我曾经认为学校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老方每周频繁往返企业，有时深夜还在办公室修改培养方案。尽管我曾提醒他要注意身体，但他总是摆手说：“不加快就来不及了，窗口期只有这几年”。

可到了2023年底，老方被调走。省里的干部轮岗安排将他从荆河学院调往另一所师范院校担任副书记，虽是“平调”，但大家心知肚明，这意味着他在权力上的退步。在他收拾东西的那天，我帮他搬书，发现他有三箱装满企业名片和各种合作协议。老方告诉我：“小陈，这些资料你得好好保管，接手好后续的合作。”我答应了，但接手后我渐渐发现企业联系的渐渐中断，并非出于我的疏忽，而是因为换人造成的态度变化。曾经费老方跑了半年才获得的汽车零配件企业实习基地，我打过去说是接手的陈老师，相对的态度却变得冷淡。

新来的副院长姓刘，他来自教育厅，几乎没有在高校工作过。上任后，他并未提及学校转型的事情，第一次开会只讨论“稳定办学秩序，规范管理流程”。养老服务方向的新班被暂停了一年招生，跨境电商的设备采购申请在他桌上搁置了整整三个月。

我在读博期间的同学张磊，选择了沿海民办本科工作。相比我，他年薪高出11万，尽管没有编制，但学校却在迅速发展，校区扩展了两个，升职为系主任助理。2023年秋季，他给我打电话，声音显得阴郁。他说学校开始进行考核改革，各系末位将被淘汰10%，而打C的老师将不再续约。作为系主任助理，他不得不给老师们打分，面临困难的选择。他最终选了一个不太表现的老师，导致那位老师离开了。第二年，面对合并的局面，他的岗位被裁撤，回归教学岗位。年底考核中，他被新院长打了C，最终于去年3月离职，转行教育培训机构。

他在电话中告诫我：“虽然民办学校不一定不能去，但要想到你在那里的位置不稳定。需要你的时候你是宝，过期了就可能被打C离开。管理上不会欠你什么，你对它也无须负债。”我没有在电话里响应他。心里明白我们这边至少是有编制的，但这句话没法从口中说出。张磊在三十岁时离开，尚有时间重新出发，我则已经33岁。我的另一个同学王婷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径，她在省城的职业本科工作，四个月都在工厂里带学生实习，跟学生一起在食堂吃饭。